无悔岁月奉献青春

                                 ——记两位老战友57年后相会

                              崔藏筠

　　2007年4月初，我从天津来到北京，想找找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五分校在北京的校友，可又不知道他们的地址和电话。于是我打电话询问贵州省军区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五分校校史研究会理事长吴人弘同志，才得知从总参管理局退休的张瑾同志在北京家的电话。我和张瑾是中学同学，在1949年11月同时参军，又一起在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五分校学习。毕业后张瑾同志分配到十七军五十师一四八团工作；我分配到十七军五十师一五〇团工作。从此分别，至今已57年了。电话联系见面后，我们相互对视良久，谁也没有说话，根本不敢相认了。我说：“你当年是一位瘦弱、俊秀的小姑娘（那时她不满16岁），现在变成了满头白发、红光满面的老太太了。”张瑾说：“你那时是个小青年（那时我17岁），现在也是头长白发的老头了。”一番寒暄后来到她家的客厅里，开始了说不完的亲切话，道不完的别后情。

农家妇女救小兵

　　张瑾1950年在军大毕业后分配在十七军五十师一四八团工作，参加了剿匪战斗。她对我讲了一件最令她难以忘怀的事。1950年，在刚解放不久的贵州省，人民喜气洋洋，但蒋介石在大陆残余部队和地主顽固分子不甘心失败，组织了许多反动组织。当时张瑾所在的十七军五十师一四八团宣传队奉命下乡剿匪，由于不少匪首打着当地名流的幌子，见了解放军口头上表现得很有礼貌，让人很难分清谁是土匪，谁是当地名流。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宣传队驻进了一位道貌岸然的匪首家中。宣传队的任务是：宣传党的政策，分化瓦解土匪。那时宿营地每晚要有宣传队的人轮流单人值班。

　　有一天晚上轮到张瑾值班，由于白天工作得很累，当其他同志们整装出发后，她就准备回屋睡觉，黑灯瞎火的，突然悄悄地进来一个人。张瑾一看是认识的邻家人，是房东的女佣。由于白天见面常常打招呼、聊天，所以处得很融洽。她紧张地对张瑾说：“晚上睡不着觉，到我房间里摆龙门阵（聊天）吧。”张瑾看时间不晚，就随她去了。第二天早上传来消息：昨晚房东组织反革命暴动，被解放军抓了起来。听后张瑾倒吸了一口凉气，真险啊！她带着疑惑的心情去问这位邻居，邻居说：“你们解放军都是好人，昨晚我知道他们要杀你们解放军后，看到你小小年纪，怎忍心让你受到伤害！”听完此话张瑾感到自己真是劫后余生。她一直怀念这位救自己性命的善良妇女。

    前线阵地编报纸

　　我也向张瑾讲述了我在革命岁月中的经历。我从军政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十七军五十师一五〇团任文化教员。部队在贵州黔东一带剿匪，当时国民党89军起义后又叛变了，他们和地主武装及惯匪纠合在一起进行反革命暴乱。剿匪的战斗打得很激烈。在贵州雷山地区一次战斗中，一五〇团团长董正洪指挥我团五个连队向盘踞在山头的匪兵发起了猛烈攻击。在激烈的战斗中我连有三名战士挂花。战士们一看到有战友负伤就红了眼，在阵阵冲锋号声中，个个勇敢地向敌人阵地冲锋。七连九班副班长小关军帽被敌人的子弹打穿了一个洞，他冲入敌群展开肉搏战，接连用刺刀捅倒两个敌人。这时众匪兵高举双手大喊：“我们投降！”刚才还压制我军冲锋的敌人重机枪也成了我军的战利品。这次战斗消灭了700多名敌人。在剿匪行军时战士们身上的水壶里装的是喝的水，我却在水壶里装满红土。

　　每到一个村庄，战士们坐地休息，我就把红土倒在一个小盆里，用水和成泥浆，用刷子在墙上刷大标语，宣传党的政策，发动群众，瓦解土匪。一五〇团五号首长（参谋长）见我在墙上刷大字标语，赞扬我说：“这个小同志工作认真负责。”我听了心里乐滋滋的。那时很少看到报纸，我把战斗中战士的英雄事迹写成稿，编写了一份《前进报》。用手抄写许多份，分送到各连排，叫战士们传阅，还送到镇远军分区政治部出版的《战旗报》。为此受到军分区政治部的表扬，奖励我一枚写有“党报模范通讯员”、中间有毛主席像的瓷质奖章，至今我还保存着。

    抗美援朝修铁路

　　1952年一五〇团编入铁道兵六师抗美援朝，修建由殷山经龟城到介川的距朝鲜西海岸较远的第二条铁路。为防止美国侵略者重演“仁川登陆”，为抗登陆做准备，加修这条铁路是其中重要的准备。我们部队驻在朝鲜介川，当时介川火车站一片狼藉，整个城市被美军飞机炸成了废墟，到处坑坑洼洼，只剩下一座水塔矗立在一旁。一天我们正在介川车站抢修施工，突然，四架美国“油挑子”（机翼两端各挂一个大油箱，战士们称其为‘油挑子’）F86飞机向下俯冲，在我们的头顶轮番轰炸。我急喊：“大家都趴下！”这时我清楚地看到两颗足有一人多高的大炸弹从机头两侧突出落下来，离我们约40米处爆炸了，飞起的土块、碎石子砸在头上、身上生疼生疼的，要是离爆炸点再近一点就危险了。

　　在朝鲜抢修铁路施工，正处于冰冻严寒季节，气温低到零下40℃左右，在棉帽子上，眼眉上都结了白霜。由于我们的战士发扬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克服了种种困难，经过铁道兵部队一个多月的艰苦施工，龟城到介川段的铁路比原计划提前一个月全线通车。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致电祝贺指出“这条铁路修建不仅有重大的战略意义，而且有极其重大的经济意义”。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元帅闻知这一喜讯，亲笔写贺信对志愿军铁道兵表示感谢。朝鲜停战后，美军第八集团军司令范博里特无奈承认“中国人创造了惊人的奇迹”。美国五角大楼的发言人也不得不承认“我认为他们是世界上最坚决的建筑铁路人”。

　　1954年部队从朝鲜回国后，我调到铁道兵六师政治部任青年干事。修完鹰厦铁路后，1958年我师奉命到贵州省修建贵昆铁路，又回到过去战斗过的地方，修建西南的铁路大动脉，我心里非常高兴。

　　1959年2月，我带队参加铁道兵在北京召开的铁道兵积极分子代表大会。2月20日上午8时，铁道兵李寿轩司令员在会上宣布：伟大领袖毛主席及中央首长要接见我们全体代表。我们听后立刻沸腾了，大家兴高采烈。我们乘车从西门进入中南海，在怀仁堂后草坪等候毛主席接见。9时整，毛主席神采奕奕、步履矫健地走到代表面前，陪同接见的还有周恩来、陈云、彭德怀、陈毅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毛主席来到代表的面前，向大家招招手就入座了，我非常幸运地站在毛主席和周总理身后边。他们坐下后，我清楚地听见毛主席和周总理、彭德怀说话交谈。大家和毛主席及中央首长合影后，毛主席握着铁道兵副司令员郭维城的手说：“你们要多、快、好、省地修建铁路。”接见后，全体代表参观了怀仁堂。当时我兴奋极了，见到了毛主席、周总理，聆听了领袖的教诲，使我终身难忘，成为我永远的怀念。1966年，因在部队受伤，我转业到天津，分配到市委组织部工作。

　　我们二人坐在张瑾家的客厅里，聊着说不完的心里话。张瑾说：“我爱人也是咱们五十师的老战友，他1956年调总政工作。我有二儿一女，现在都在重要岗位上工作，孙辈二男一女，都在上学。”我说我有三个儿子，都在努力工作，孙辈也都聪明可爱。我们在军大五分校学习，听校首长报告，学习讨论，奠定确立了革命的人生观，在革命的熔炉里锻炼成长为共产党员，跟着中国共产党干革命50多年了，奉献了青春和力量。现在我们都是70多岁的人，虽然从工作岗位上退休了，但共产党员是不能退休的，要永葆革命青春，还要保有健康的身体欢度晚年，喜看祖国更加繁荣昌盛的美景。